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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对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协同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存在一定程度的水平协同创新效应和垂直协同创新效应。同时，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之间水平协同创新效应较为显著，而垂直协同创新效应则不显著;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之间垂直协同创新效应较为显著，而水平协同创新效应则不显著。此外，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群对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群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溢出效应，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协同创新效应。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水平协同创新;垂直协同创新

　　一、引言

　　自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倡议提出以来，如何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并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有学者对城市群协同发展和协同创新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颜姜慧，2017;刘爱君和晏敬东，2015;张亚明和刘海鸥，2014;陈燕和林仲豪，2018)，如褚敏等(2018)从空间协同和产业生态协同视角探讨了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问题。本文基于区域协同发展理论，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创新协同发展区分为水平创新协同效应和垂直创新协同效应两种类型。其中，城市群的水平协同创新效应，是指该城市群成员有共同的创新目标和创新活动，因而能够彼此合作，互相之间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垂直创新协同效应，则指不同的城市具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特色，并将主要资源集中于优势发展领域，然而彼此之间的经济活动具有相当程度的互补性，能够在经济合作过程中达到更高的创新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对创新协同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水平协同创新效应与垂直协同创新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水平协同创新效应与垂直协同创新效应，设定如下个体效应模型(Individual-specificEffectsModel)：(1)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i在t年份的创新水平，以对数专利申请量衡量;解释变量表示第t年除城市i外其他全部城市的平均创新水平;解释变量表示第t年除城市i外其他全部城市的平均经济发展水平，以对数人均GDP衡量;变量表示第t年除城市i外其他全部城市的平均经济规模，以对数GDP衡量;为个体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城市群的水平协同创新效应是指该城市群成员有共同的创新目标和创新活动，因而能够彼此合作，互相之间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我们根据待估系数判断粤港澳城市群的水平协同创新效应存在与否。如果显著为正，表示受到其他城市创新活动溢出效应的积极影响，粤港澳城市群中任何一个城市的创新产出都随之变得更大，因而城市群存在水平协同创新效应，反之，则不存在。垂直创新协同效应是指不同的城市具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特色，并将主要资源集中于优势发展领域，然而彼此之间的经济活动具有相当程度的互补性，能够在经济合作过程中达到更高的创新发展水平。鉴于不同城市的发展特色各有差异，难以逐一量化，而人均GDP能够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特别是在控制城市创新指标后，城市人均GDP能够较为有效地代表各个城市各具特色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将根据变量的系数判断港澳城市群的垂直协同创新效应存在与否。如果显著为正，表示其他城市除创新活动之外的各具特色的经济活动能够对城市i的创新产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从而垂直协同创新效应存在，反之，则不存在。

　　三、研究数据来源

　　香港相关变量数据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统计处网站;澳门相关变量数据来源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其他城市的专利申请量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其他城市的GDP和人均GDP数据来自广东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本文收集了从2001-2015年11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观测值数量为165。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研究结果

　　基于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PanelFixed-effectModel)对模型(1)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第(1)列采用全样本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变量lninnov_avg的系数值为1.98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存在较强的水平协同创新效应。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创新发展度差别较大，但都很重视科技创新，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且这种城市间的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变量lnpgdp_avg的估计系数为1.447，也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也存在一定的垂直创新协同效应。尽管各个城市的定位互有差异，优势产业和发展重点也各有不同，但彼此之间的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相互交流与协作活动能够促进整体创新水平。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创新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为探究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协同创新效应，本文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按照创新发展度的高低划分为两组，即创新发展度较高的组别(包括广州、深圳和香港)和创新发展度较低的组别(包括其他8个城市)①，以此来考察创新协同效应在两个组别的城市群中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见表2第(2)、(3)列。由表2第(2)列可知，在创新发展度较低组别中，变量lninnov_avg的系数不再显著，而变量lnpgdp_avg的估计系数依然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在由创新发展度较低的8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中，仅存在一定程度的垂直协同创新效应，而水平协同创新效应则不明显;由表2第(3)列可知，在创新发展度较高组别中，变量lninnov_avg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变量lnpgdp_avg的估计系数则不再显著。这表明在由创新发展度较高的3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中，仅存在一定程度的水平协同创新效应，而垂直协同创新效应则不显著。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创新发展度较高的组别和创新发展度较低的组别之间的交叉效应如何?为探究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以创新发展度较低组别的8个城市的历年创新指标(对数专利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创新发展度较高组别的3个城市的历年平均专利数(取对数)和平均人均GDP(取对数)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第(4)列所示。从中可知，变量lninnov_avg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变量lnpgdp_avg的估计系数则不显著。表明创新发展度较高的城市，其创新活动能够对创新发展度较低的城市的创新产出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而其非创新活动则对创新发展度较低的城市的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同样，本文也以创新发展度较高组别的3个城市的历年创新指标(对数专利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创新发展度较低组别的8个城市的历年平均专利数(取对数)和平均人均GDP(取对数)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第(5)列所示。从中可知，变量lninnov_avg和变量lnpgdp_avg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结合表2第(4)、(5)列的估计结果可知，创新发展度较高的组别和创新发展度较低的组别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创新溢出效应，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水平协同创新效应和垂直协同创新效应。各种情形下水平协同创新效应和垂直协同创新效应的检验结果汇总，如表3所示。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存在一定程度的水平协同创新效应和垂直协同创新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之间水平协同创新效应较为显著，而垂直协同创新效应则不显著;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之间垂直协同创新效应较为显著，而水平协同创新效应则不显著。此外，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群对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群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溢出效应，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协同创新效应。据此本文建议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统一协调机制;促进城市功能互补，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创新科技体制，促进科技要素自由流动;顺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参考文献：

　　[1]褚敏,乔军华,杨朝军.长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8(03):67-69.

　　[2]刘爱君,晏敬东.基于交流演化的城市群创新主体协同博弈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14):47-50.

　　[3]颜姜慧.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博弈论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7,36(04):26-32.

　　[4]张亚明,刘海鸥.协同创新博弈观的京津冀科技资源共享模型与策略[J].中国科技论坛,2014(01):34-41.

　　[5]陈燕,林仲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同的灰色关联分析与协调机制创新[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33(04):89-97.

　　作者：陈晓东 单位：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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